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失利後，由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將中央政府機構、數十萬軍隊、百萬平民以及大量黃金與故宮國寶，從中國大陸大規模遷移至台灣。中華民國的首都也從南京改為台北，開啟了台海兩岸分治的時代。
這是形塑戰後東亞格局與當代台灣樣貌最根本的事件，沒有之一。它徹底改變了台灣的人口結構、政治體制與文化地景，使台灣成為冷戰中「反共」的前線。今日台灣所有關於主權、國際地位、國家認同及兩岸關係的議題，全部根源於此。
時任總統蔣經國宣布解除在台灣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令，結束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高壓統治。此舉催生了台灣後續一連串的「寧靜革命」，包括開放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廢除刑法100條，最終實現總統直接民選。
解嚴是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總開關，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內部政治轉型。它釋放了被壓抑數十年的公民社會能量，讓自由、民主、人權的核心價值得以實現並深植人心。這是台灣人能自主決定命運的開始，也是現代台灣最引以為傲的成就。
中日甲午戰爭後，大清帝國與大日本帝國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與澎湖群島的主權永久割讓給日本。台灣官紳為抵抗接收，成立了短命的「台灣民主國」。此事件開啟了台灣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這次割讓是台灣歷史最關鍵的轉捩點之一。它讓台灣的歷史軌跡從此刻起與中國大陸分道揚鑣，進入了日本的殖民現代化進程。這五十年深刻地影響了台灣的語言、文化、法律、教育與基礎建設，並塑造了台灣人複雜且獨特的集體記憶與國族認同。
因查緝私菸血案引爆，迅速演變成一場反抗國民政府高壓統治的全島性抗爭。事件後，國民政府自大陸派兵鎮壓，並對台灣社會進行大規模的捕殺與清鄉，造成無數社會菁英與無辜百姓的死傷，並拉開了後續「白色恐怖」的序幕。
這是戰後台灣社會最深層的歷史創傷。它在「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劃下了難以磨滅的鴻溝，其所造成的恐懼與不信任，籠罩了台灣數十年。二二八是理解台灣省籍情結、轉型正義及台灣人主體意識萌發的必經之路。
台灣人民首次能以一人一票的方式，直接選舉自己的國家元首。此次選舉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飛彈試射與軍事演習的「第三次台海危機」巨大壓力下完成，最終由李登輝與連戰當選正副總統。
這是台灣民主化歷程的最高成就，是「主權在民」的終極體現。在外部的武力恫嚇下完成選舉，更將「投票」這個民主行為，昇華為一次對國家主權與生活方式的集體捍衛。此事件極大地凝聚了台灣的國族認同，確立了台灣作為一個主權獨立民主國家的形象。
為反對執政黨試圖快速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由學生與公民團體自主發起，並成功佔領立法院議場長達24天。此運動獲得社會高度關注，並以和平方式退場，達成其核心訴求。
這是解嚴後最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它標誌著年輕世代的「天然獨」意識全面崛起，並對台灣的政治版圖產生了顛覆性影響。此運動不僅擋下了服貿協議，更深刻地影響了台灣社會對兩岸經貿政策的看法，以及此後數年的選舉結果。
在政府的長期戰略規劃與民間的努力下，以1987年台積電（TSMC）的成立為里程碑，台灣開創了專業晶圓代工的商業模式。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台灣在全球半導體製造領域，尤其在先進製程上，取得了絕對的領先地位。
半導體是台灣的經濟命脈，更是其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的「矽盾」。這項產業的成功，使台灣的經濟實力與戰略價值被世界看見，成為全球科技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它不僅是經濟奇蹟，更是台灣在國際舞台上最重要的籌碼。
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在野的民主進步黨候選人陳水扁勝選，擊敗了已在台灣連續執政超過50年的中國國民黨。國民黨和平地承認敗選，並將政權轉移給新的執政黨。
這是對台灣民主化成果的最終檢驗。一場不流血的政權和平轉移，證明了台灣的民主制度已趨成熟且充滿韌性，能夠承受最高權力的更迭。它為華人社會樹立了民主典範，是台灣民主鞏固的里程碑。
17世紀，荷蘭與西班牙分別在台灣南部與北部建立貿易據點，將台灣納入大航海時代的全球貿易網絡。1662年，明鄭王朝的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在台灣建立起第一個漢人政權。
此時期是台灣躍上世界史舞台的開端。它不僅開啟了台灣被納入全球體系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它帶來了大規模的漢人移民，從根本上改變了台灣的人口與文化結構，並奠定了台灣作為一個「移墾社會」的基礎。
台灣政府整合了過往零散的公、勞、農保，開辦了強制性的單一支付者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目標是讓所有國民，不論職業與貧富，都能享有平等的醫療資源與保障。
全民健保是台灣社會安全網中最關鍵的一環，也是台灣最成功的公共政策之一。它以低廉的成本提供了高品質的醫療服務，有效促進了社會公平與安定，已成為台灣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以及國家認同感與自豪感的重要來源。
在台灣退出聯合國、面臨能源危機的風雨飄搖年代，由時任行政院長蔣經國所推動的國家級基礎建設計畫。涵蓋中山高速公路、桃園國際機場、台中港、蘇澳港、鐵路電氣化及中鋼、中船、中油等重工業項目。
十大建設是穩定70年代台灣民心與經濟的強心針。它不僅成功應對了當時的內外挑戰，更重要的是，它徹底完成了台灣從農業社會到工業化社會的轉型，為80年代的「台灣經濟奇蹟」鋪平了最後一里路，是台灣現代化的基礎工程。
凌晨1時47分，發生在南投集集的芮氏規模7.3強震，造成全台2,400多人死亡、上萬人受傷，十萬多棟房屋損毀。這是台灣在20世紀末最嚴重的一場天災，其災情與後續影響遍及全島。
這場地震是台灣社會的集體創傷與共同記憶。其慘重的災情，促使政府與民間全面檢討並建立了現代化的災害防救體系。災後全民自發性的互助與救援，也凝聚了強大的公民社會力量與在地認同感，是台灣韌性的體現。
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人士，於世界人權日在高雄發起遊行演說。活動演變為大規模警民衝突，事後當局展開全島大逮捕，將幾乎所有黨外菁英一網打盡，並送交軍法審判。
這是壓垮威權統治的最後一根稻草。雖然當局意圖藉此撲滅反對聲浪，但後續的公開審判，反而讓被告的辯護與理念傳遍全台，激發了巨大的社會同情與支持。它催生了新一代的民主運動者（包括許多辯護律師），是台灣民主運動從此走向組織化、並最終形成民進黨的關鍵轉捩點。
根據當代語言學、考古學與基因學的主流「出台灣說」(Out-of-Taiwan model)，台灣是龐大的南島語族的起源地。史前的台灣先民憑藉先進的航海技術向外遷徙，最終遍佈馬達加斯加、東南亞、太平洋群島乃至復活節島。
此理論將台灣的歷史定位從一個被動的邊陲海島，提升為一個偉大語族擴散的起點。它不僅科學地證明了台灣原住民族是這片土地最古老的主人，更從世界史的宏觀角度，確立了台灣在人類遷徙史上獨一無二的關鍵地位，是台灣多元文化論述的根本。
在司法院大法官做出釋字第748號解釋，認定民法不允許同性結婚違憲後，立法院在社會的持續討論與倡議下，三讀通過《748號解釋施行法》，讓同性伴侶得以合法登記結婚。
此事件使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實現婚姻平權的國家，是台灣人權發展史上的光輝時刻。它不僅是數十年性別平權運動的巨大成果，更向全世界展現了台灣作為一個尊重多元、保障人權的進步社會形象，成為台灣在國際上極具識別度的軟實力象徵。
自戒嚴令頒布後，國民黨政府為鞏固統治，對台灣社會進行了長期的政治鎮壓。透過情治系統、軍事法庭與特務統治，任意逮捕、監禁、甚至處決被認定為「匪諜」或有政治異議的人士。數以萬計的家庭因此破碎，社會籠罩在恐懼與沉默之中。
這段長達38年的高壓統治，是台灣人權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也是轉型正義至今仍需處理的核心課題。它深刻地影響了台灣數代人的政治觀與價值觀，對自由的渴望與對獨裁的警惕，已成為當代台灣民主意識中不可抹滅的烙印。
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為穩定農村、鞏固統治，分三階段推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透過和平漸進的方式，將土地所有權從地主階級手中，轉移給實際耕作的佃農，並扶植了「自耕農」階級的壯大。
土地改革是戰後台灣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社會經濟政策。它不僅化解了農村潛在的社會衝突，大幅提升農業生產力，更將地主階級的資本引導至工商業發展，為60年代起的經濟起飛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這是台灣能創造經濟奇蹟的關鍵前提。
中國人民解放軍無預警對金門、馬祖等中華民國控制的島嶼，發動了長達44天、數十萬發砲彈的猛烈砲擊，企圖攻佔金門。在駐守國軍的死守與美國海軍的協防支援下，最終成功擊退共軍的攻勢。
這是國共之間最大規模、也最接近全面戰爭的軍事衝突。此役的勝利，徹底終結了中共武力「解放台灣」的企圖，確立了台海兩岸的軍事對峙格局，並將台灣的國防安全，更緊密地與美國的「協防」承諾綁定在一起。此後，兩岸關係從「熱戰」轉為「冷戰」。
為嚇阻時任總統李登輝訪美，以及干預台灣即將到來的首次總統直選，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台灣外海發動了數波飛彈試射與大規模軍事演習。美國則派遣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至台灣海峽附近，以示警示。
這是台灣民主化後面臨的最嚴重軍事威脅。然而，中國的文攻武嚇，不僅沒有打擊台灣人民的意志，反而激發了「同仇敵愾」的心理，使「捍衛民主、反對威脅」成為選舉主軸。此事件讓台灣人民親身感受到，選票不僅是選擇領導人，更是向世界宣示自我認同與決心。
數千名來自全台各大學的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今自由廣場）靜坐抗議，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等四大訴求。這是台灣史上首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
野百合學運被視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由下而上、來自民間的關鍵推力。學生的行動獲得社會廣泛支持，並直接促成了時任總統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承諾進行國會全面改選。它成功地迫使當權者加速改革，是終結「萬年國會」的重要里程碑。
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在表決前，堅持「漢賊不兩立」的中華民國代表團宣布自行退出。此後，中華民國失去了在聯合國及其所有附屬組織的席位。
這是戰後台灣最重大的外交挫敗，直接導致了國際上的「斷交潮」，使台灣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陷入空前的外交孤立。此事件沉重打擊了國民黨政府「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性，也客觀上迫使台灣人民開始思考，在不被國際承認的現實下，台灣自身的定位與未來。
民進黨籍的蔡英文於2016年當選，成為台灣首位女性總統，實現了第二次和平的政黨輪替。她於2020年以破紀錄的817萬票獲得連任，執政長達八年。
此時代的意義在於，它將「政黨輪替」確立為台灣民主政治的常態。蔡英文政府在內完成了同婚、年改等重大改革，對外則在全球地緣政治劇變下，堅定「抗中保台」路線，強化與美、日等民主國家的連結，極大地提升了台灣的國際能見度與戰略地位。
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初期，台灣憑藉SARS經驗，以「超前部署」的態度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透過精準的科技防疫、口罩實名制與透明的資訊溝通，成功將病毒阻絕於境外超過一年，被國際譽為「台灣模式」。
這是一次讓世界看見台灣治理能力的成功展演。優異的防疫表現，不僅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更凸顯了台灣被排除於世界衛生組織（WHO）之外的不合理性，成功掀起了一波強勁的國際挺台聲浪，是一次效果卓著的「公衛外交」。
刑法第100條是國民黨在威權時期用以鎮壓政治異議的「思想罪」法源。1991年，因「獨台會案」逮捕了四位青年，引發社會劇烈反彈與抗爭。在強大民意壓力下，立法院於1992年修法，將該條的適用範圍，限縮於已發生「強暴或脅迫」的行為。
這是台灣保障言論自由的關鍵一役。廢除這條「惡法」，意味著台灣人民從此擁有了主張包含「台灣獨立」在內的任何政治思想的自由，而無須擔心會因言獲罪。它象徵著白色恐怖的法律基礎被徹底瓦解，是台灣邁向真正自由民主社會的決定性一步。
在1987年台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後，兩岸關係逐漸鬆動。1993年，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中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會談，這是自1949年兩岸分治以來，雙方授權的民間團體最高層級的首次公開接觸。
辜汪會談是兩岸關係從軍事對抗走向協商對話的破冰之旅。它建立了一個非官方的溝通管道，也象徵著兩岸開啟了事務性協商的時代。此後，兩岸的經貿、文化與民間交流日益頻繁，深刻地影響了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樣貌至今。
在野百合學運的壓力與大法官釋憲的基礎上，台灣終於推動了國會的全面改選。1991年，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宣告退職並改選；1992年，立法院進行全面改選。從此，中央民意代表皆由台灣地區人民選舉產生。
這是台灣民主化最關鍵的程序正義改革。它終結了由1947年在中國大陸選出、不必改選的「萬年國會」之荒謬現象，將國會的權力基礎真正歸還給台灣人民。如果沒有國會改選，後續的總統直選與民主化成果都將是空談，是建立責任政治的基石。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病毒在台灣爆發社區傳播，尤以「和平醫院封院」事件最為慘烈，造成社會極大恐慌。這是繼921地震後，對台灣社會凝聚力與政府治理能力最大的一次考驗。
SARS 的慘痛教訓，是台灣公共衛生體系脫胎換骨的契機。疫情過後，台灣徹底改革了傳染病防治法規、建立了專責的指揮體系(CDC)，並強化了防疫SOP。這些寶貴經驗，直接促成了台灣在17年後，能成功應對COVID-19的威脅。
在桃園縣長選舉投票日，中壢市的選民因質疑國民黨在投票所集體作票，包圍並抗議。群眾情緒激憤，最終演變為搗毀並放火焚燒警察局的暴動。這是戒嚴時期首次因選舉舞弊而引發的大規模群眾抗爭。
中壢事件打破了國民黨高壓統治下，社會一片和諧的假象。它標誌著台灣人民的政治意識開始覺醒，不再默默忍受不公，而是敢於採取直接行動反抗。此事件極大地鼓舞了當時的「黨外」勢力，被視為是台灣街頭運動的起點，為後續的民主抗爭拉開了序幕。
在清朝統治的兩百多年間，由於吏治不彰、資源有限，台灣社會「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不同祖籍的漢人移民（如泉州人、漳州人、客家人）之間，為了爭奪土地、水源與商業利益，頻繁發生大規模的武裝衝突，稱為「械鬥」。
械鬥是理解台灣早期社會形成最重要的鑰匙。它不僅形塑了台灣各鄉鎮的族群分佈（如『漳泉拚』），也強化了各族群內部的認同感與對外部的防衛心。這種基於祖籍與宗族的集體認同，是台灣地方政治、宮廟文化與人際網絡的深層根源。
清法戰爭後，台灣建省，劉銘傳被任命為首任台灣巡撫。他在任內大刀闊斧地推動現代化建設，包括鋪設台灣第一條鐵路、架設電報線、創辦新式學堂、購買蒸汽輪船等，被稱為「劉銘傳新政」。
這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導的、全面的西化與現代化運動。雖然許多建設因耗資巨大、阻力重重而未竟全功，但劉銘傳的規劃與建設，無疑為台灣的現代化打下了最早的基礎，也證明了台灣的戰略與經濟潛力，是台灣邁向近代化的開端。
因牡丹社事件刺激，清廷派遣欽差大臣沈葆楨來台處理善後並加強治理。他一方面積極開闢道路進入後山（中央山脈地區），試圖將原住民納入統治，此即「開山撫番」；另一方面，他重新規劃行政區，增設台北府，使台灣的政治經濟重心逐漸北移。
此事件是清朝對台政策從「消極防範」轉為「積極經營」的重大轉捩點。它標誌著國家力量首次系統性地進入過去被視為「界外」的原住民領域，深刻改變了漢人與原住民的互動關係。而台北府的設立，更奠定了台北市日後成為台灣政經中心的基礎。
清領時期三大民變之首。因不滿台灣知府王珍的暴政，在南台灣養鴨的朱一貴，以「反清復明」為號召，集結群眾起事。事變迅速席捲全台，一度攻下府城（今台南），建立年號「永和」，但最終因內部集團分裂，被清廷派來的大軍平定。
這是清朝統治台灣期間，第一次撼動全島的大規模反抗。它確立了清代台灣民變的典型模式：以漢人移民為主體、以反對地方貪官為由、以秘密會社為組織。此事件讓清廷認定台灣是「亂邦」，從而採取更嚴格的治理與渡台限制，也開啟了後續近兩百年「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歷史循環。
一場在戒嚴晚期爆發的文壇大論戰。以尉天驄、陳映真、王禎和等人為代表的「鄉土派」，主張文學應回歸台灣本土、反映現實社會、關懷基層人民。另一派則批評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藝」，有左傾疑慮。這場論戰最終在國民黨官方介入打壓下結束。
這不僅是文學路線之爭，更是一場關於「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政治鬥爭。它挑戰了國民黨長期灌輸的「大中國」文化史觀，試圖為被壓抑的台灣本土經驗發聲。雖然論戰本身被鎮壓，但其精神深刻影響了後來的台灣新電影、流行音樂等領域，是台灣本土意識在文化界的關鍵覺醒。
隨著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台灣總督府為了動員台灣人投入戰爭，推行了旨在徹底「日本化」的皇民化運動。措施包含強制說日語、改用日式姓名、參拜神社、廢除漢人民間信仰等，試圖抹去台灣人的漢族認同，將其改造為效忠日本天皇的「皇民」。
這是日本殖民統治最極端、對台灣人身份認同衝擊最大的一個階段。它讓一整代的台灣人在國家認同上陷入巨大的撕裂與矛盾。這段被強迫改造的集體記憶，深刻影響了戰後台灣人面對「祖國」中華民國時的複雜情感，也成為理解台灣與日本之間特殊歷史連結的關鍵。
因時任總統陳水扁及其家人、親信爆發多起貪汙弊案，由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發起，號召群眾身穿紅衣在總統府前靜坐抗議，要求陳水扁下台。活動持續數月，是台灣民主化後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公民抗議活動。
紅衫軍運動是台灣民主實踐中，公民力量對民選元首進行壓力測試與道德審判的經典案例。它展現了即便在政黨輪替後，社會依然擁有強大的監督能量。同時，此事件也凸顯了藍綠陣營的尖銳對立與社會撕裂，並對2008年的總統大選結果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全名為《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由馬英九政府與中國大陸簽訂，旨在降低雙方關稅、促進貿易自由化的協議。政府主張此舉能避免台灣在區域經濟中被邊緣化；反對者則擔憂這將導致台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進而侵蝕國家主權。
ECFA是兩岸經貿關係史上最重要也最具爭議的一頁。它將「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國家路線辯論推向高峰。圍繞ECFA的巨大爭議與社會焦慮，直接催化了後續反媒體壟斷、反黑箱服貿等一系列社會運動，並最終引爆了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
在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由美國國會通過並由卡特總統簽署的國內法。該法案規範了美國與台灣之間的非官方關係，並明確指出美國將持續對台提供防禦性武器，且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決定台灣未來的舉動，都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和平的威脅。
在台灣面臨外交被拋棄的絕境下，《台灣關係法》是維繫台美關係、確保台灣安全的定海神針。四十多年來，它一直是美國對台軍售與協防承諾的法律基礎，也是台灣能夠在中國的軍事威脅下維持威懾力量、確保自身安全的最重要外部支柱。
效忠於明朝的將領鄭成功，率領軍隊自鹿耳門登陸台灣，並對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行政中心「熱蘭遮城」（今台南安平古堡）展開長達九個月的圍城。最終荷蘭總督揆一（Frederick Coyett）被迫投降，結束了荷蘭在台38年的統治。
此事件是台灣歷史的關鍵節點。它結束了歐洲勢力的統治，並建立了台灣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明鄭王朝）。這場勝利不僅被後來的政權賦予「收復台灣」的民族英雄神話，更重要的是，它開啟了漢人對台灣的全面統治，從此根本性地改變了台灣的發展軌跡。
日本殖民政府為了有效率地治理台灣，引進了現代化的國家管理技術。建立了極為詳盡的戶口普查制度，以掌握人口動態；同時也大力推動基礎建設，如縱貫鐵路、嘉南大圳、電力設施、港口等，以利資源的控制與運輸。
這些被稱為「殖民地現代性」的建設，雖是為了殖民者的利益服務，卻也為台灣的現代化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嚴密的戶口制度讓國家權力首次深入台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完善的基礎設施，則極大地提升了台灣的經濟產值，成為戰後台灣經濟能夠快速發展的重要前提。
以侯孝賢、楊德昌、吳念真等新一代電影工作者為核心的電影運動。他們揚棄了過去政令宣導或虛假浪漫的風格，轉而以寫實、沉靜、貼近個人的視角，去凝視台灣人的真實生活、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代表作有《悲情城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
新電影是與民主化運動並行的「文化自覺」運動。它首次透過鏡頭，勇敢地觸碰了二二八、白色恐怖、城鄉差距等被主流敘事掩蓋的歷史傷痕。這場運動不僅將台灣電影推向了世界級的藝術殿堂，更重要的是，它為台灣人提供了一種觀看、反思、並講述自身歷史的全新方式。
清領時期三大民變中，規模最大、範圍最廣、影響最深遠的一場。由天地會領袖林爽文在台灣中部起事，迅速席捲台灣西部大部分地區。清廷動用了史上規模最龐大的軍力，由名將福康安率領，才得以平定。
此事件是清朝統治台灣時期，民間反抗力量的最高峰，其規模之大，讓乾隆皇帝都感嘆台灣是「易變之邦」。它充分暴露了清廷基層治理的腐敗，以及秘密會社與民間武力在台灣社會的強大根基。事件過後，清廷對台治理採取了更為高壓與隔離的政策。
清領晚期三大民變的最後一場，也是歷時最久的一場。由地方富紳、八卦會領袖戴潮春發動，起初是為了對抗官方，但迅速演變為中部地區漳州、泉州、客家等多個族群之間互相仇殺的複雜械鬥。最終在清軍與本地客家、閩南鄉勇的聯合圍剿下才告平息。
此事件是台灣傳統械鬥的集大成，也是其終結的開端。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轉變：在鎮壓過程中，地方鄉紳領導的「鄉勇」團練，其角色與能力甚至超越了正規軍。這顯示了地方勢力的崛起，也讓清廷意識到，單純的分類械鬥已不足以解釋台灣社會的複雜性。
由舞蹈家林懷民創辦，是台灣第一個職業現代舞團，也是華語世界的第一個。雲門舞集以融合東西方舞蹈技巧聞名，其作品大量從台灣歷史、文學與社會現象中汲取靈感，如《薪傳》、《我的鄉愁，我的歌》等。
在台灣面臨外交困境、文化自信低落的70年代，雲門的創立，是為台灣尋找一條「用身體說自己故事」的文化道路。它不僅成為台灣最引以為傲的國際級藝術品牌，其舞作中蘊含的台灣生命力與歷史反思，更深刻地影響了數代台灣人的美學與自我認同。
在清廷因甲午戰爭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後，留守台灣的清朝官員與仕紳，為抵抗日軍接收，擁立巡撫唐景崧為總統，成立了「台灣民主國」。這個短命的共和國在日軍登陸後節節敗退，僅存在150天便告瓦解。
儘管其成立動機複雜，且並非現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但「台灣民主國」是台灣史上第一次以「共和國」之名，試圖反抗被當作交易籌碼的命運。它是台灣人「自己救自己」的早期嘗試，其「藍地黃虎旗」的形象，至今仍是台灣歷史記憶中一個複雜而重要的符號。
由余清芳、羅俊、江定等人以台南「西來庵」為基地，利用齋教信仰和「大明慈悲國」的末世預言，發動的日治時期最大規模武力抗日事件。事件遭日方殘酷鎮壓，被捕殺的犧牲者達數千人，史稱「噍吧哖事件」。
西來庵事件是台灣傳統武力抗日的終點。其慘烈的結局，讓台灣的知識份子意識到，舊式的、以宗教為號召的武裝起義已無法對抗現代化的殖民帝國。此後，台灣人的反抗路線，從「武裝抗日」轉向了以林獻堂等人為代表的「議會路線」，即透過非暴力的方式爭取政治權利。
作為民主化配套的關鍵措施。反對勢力在1986年不顧禁令逕行成立「民主進步黨」，而政府選擇了容忍。1987年解嚴後，政府於1988年正式廢除了實施長達三十多年的黨禁與報禁，允許新政黨與新報紙的登記與成立。
這是將民主自由從「口號」變為「現實」的具體行動。解除黨禁，讓台灣從此有了合法的反對黨與公平的政黨政治；解除報禁，則打破了官方的媒體壟斷，讓多元的民意得以被聽見。這兩項措施，為台灣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在李國鼎、孫運璿等人的規劃下，政府借鑒美國矽谷的經驗，在鄰近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的新竹設立了台灣第一座科學工業園區。透過提供優良的基礎設施與租稅優惠，吸引海外高科技人才回流與外資進駐。
新竹科學園區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引擎，也是台灣從「勞力密集」轉型為「技術密集」的搖籃。它成功地孵化了台積電、聯電等世界級的半導體巨頭，形成了強大的產業聚落。沒有竹科，就沒有今天作為「矽盾」、在全球科技業呼風喚雨的台灣。
韓戰爆發後，美國將台灣納入西太平洋防禦體系，並對國民黨政府提供了長達15年、總計約15億美元的經濟與軍事援助。援助項目包羅萬象，從軍事物資、基礎建設，到民生物資如麵粉、奶粉等。
美援是戰後初期穩定台灣社會的救命索。它不僅穩住了瀕臨崩潰的財政，抑制了惡性通膨，更為後續的土地改革、進口替代等經濟政策提供了關鍵的啟動資金。可以說，美援是50年代台灣的經濟命脈，為60年代以後的經濟起飛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條件。
琉球漂流船民在台灣南端遭原住民殺害，日本以此為藉口，發動了侵略台灣的軍事行動。清廷起初以「生番」（原住民）為「化外之民」來推卸責任，但在日軍出兵後，才驚覺事態嚴重，派遣沈葆楨來台處理並加強防務。
此事件是刺向清廷的一記警鐘，暴露出其對台灣主權的認知模糊與治理不力。它不僅是日本首次對台動武，直接挑動了日後侵略的野心；更重要的是，它刺激清廷改變了過去兩百年對台的消極態度，開啟了積極建設與治理台灣的「自強運動」時期。
受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的鼓舞，同盟會成員羅福星等人，在台灣苗栗、台中一帶祕密組織群眾，計畫發動全面起義，推翻日本殖民統治，讓台灣回歸中華民國。但事機不密，計畫在發動前便遭偵破，羅福星等人被捕，上千人遭到起訴。
這是日治中期規模最大、也最直接與「中華民國」此一新國族想像連結的抗日事件。它代表了部分台灣人，特別是受過漢學教育的知識份子，對海峽對岸新成立的共和國所抱持的期望。此事件的失敗，也讓許多人意識到依靠外部力量的困難，間接促成了另一派「體制內改革」路線的興起。
在武裝抗日失敗後，以林獻堂、蔣渭水為首的台灣知識菁英，改採非暴力路線。1921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是此路線的代表，他們透過舉辦讀報會、講座、電影巡迴等方式，啟迪民智，診斷並治療他們眼中「知識營養不良」的台灣社會。
這是台灣人首次從「政治抗爭」轉向「文化自覺」。文化協會的運動，旨在提升台灣人的現代知識與民族自尊，以向日本統治者爭取平等的政治權利。這個「提升台灣」而非「驅逐日本」的路線，是現代台灣民族主義與本土意識最早、也最重要的源頭。
由政府在高雄創立，是全球第一個「加工出口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 EPZ)。此一特殊經濟區域，結合了自由港與工業區的優點，提供租稅優惠、廉價勞力與便捷的進出口程序，以吸引外資設廠，從事以出口為導向的加工製造業。
加工出口區是台灣經濟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的關鍵政策，也是「台灣製造」(Made in Taiwan) 名揚全球的起點。它不僅為台灣賺取了大量寶貴的外匯，創造了數百萬個就業機會（特別是『工廠女工』此一時代形象），其成功的模式更被世界各國仿效，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奠基石。
經歷數十年的出口導向成長，台灣在80年代累積了鉅額的貿易順差與外匯存底，熱錢大量湧入。在金融管制逐步放鬆的背景下，社會上出現了投機狂潮，股市從千點飆漲至萬點，房地產價格飛漲，民間消費力驚人，「台灣錢淹腳目」成為此時代的代名詞。
這個年代是台灣經濟奇蹟的最高峰，展現了民間豐沛的生命力與經濟實力。但另一方面，它也帶來了貧富差距擴大、環境破壞、金權政治與投機文化（如大家樂）等後遺症。這段集體記憶，是理解台灣社會從勤奮走向富裕，以及其所伴隨的價值觀轉變與社會問題的重要參照。
在李遠哲等教改人士的倡議下，為了解決升學壓力過大的問題，教育部推動了「廣設高中大學」的政策。在短短數年間，透過放寬專科學校升格、新設私立大學等方式，台灣的大學數量暴增，大學錄取率也從過去的不到20%飆升至近乎100% 。
此政策徹底改變了台灣的教育生態與社會結構。雖然它讓高等教育從「菁英」走向「普及」，但也引發了大學生素質下降、學歷貶值、學用落差、私校退場等一系列延續至今的爭議。這是台灣近代史上影響最深遠、也最具爭議性的教育改革政策。
國民黨政府遷台後，於1952年明令訂定孔子誕辰日（9月28日）為中華民國教師節。每年此日，以台北孔廟為首的全台各地孔廟，都會舉行莊嚴隆重的「祭孔大典」，並透過媒體轉播，成為國家級的重要文化儀式。
此舉是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具體象徵。透過將「尊師重道」與「尊孔崇儒」進行國家級的綁定，一方面是為了鞏固其作為「中華文化正統」的統治合法性，以對抗在中國大陸發動「批林批孔」的中共；另一方面，也讓儒家文化在台灣的教育與官方禮儀中，佔據了核心地位。
棒球自日治時期傳入台灣，並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國球」。從1931年嘉農隊打入甲子園決賽的「天下嘉農」傳奇、70年代紅葉少棒掀起的「三級棒球」狂熱，到1990年中華職棒的成立與發展，棒球已成為台灣社會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環。
棒球在台灣，從來不只是一項運動。在不同時代，它都扮演著凝聚人心、提振士氣、展現國力的重要角色。尤其在國際賽事中擊敗強敵時，棒球所激發的集體榮譽感，是台灣人民展現國家認同與民族自信最直接的方式之一。
在戒嚴時期「黨禁」的背景下，一群非國民黨籍的政治菁英，以無黨籍身份參與選舉，並透過創辦《美麗島》、《自由時代》等雜誌，集結反對力量、挑戰威權統治。這股力量，被統稱為「黨外」。
「黨外」是民進黨的前身，也是台灣民主化最重要的播種者與推動者。在沒有合法政黨保護傘的年代，他們透過一次次的選舉、街頭抗爭與犧牲（如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衝撞體制、教育選民，為台灣最終能走向民主，付出了血與淚的代價，是台灣民主奮鬥史的核心篇章。
荷蘭殖民統治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漢人農民反抗事件。因不滿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高壓稅收與統治，漢人領袖郭懷一號召了數千名甘蔗農民起事。最終，荷蘭人聯合其所扶植的原住民傭兵，才將這場起義殘酷地鎮壓下去。
此事件是理解荷蘭殖民時期社會矛盾的關鍵。它凸顯了漢人移民與歐洲殖民者之間劇烈的經濟與文化衝突。更重要的是，荷蘭人利用「以番制漢」的策略，加劇了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矛盾，為後續數百年的族群關係，埋下了複雜的種子。此事件也重創了荷蘭的統治基礎，為九年後鄭成功的登陸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17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時代，台灣因其關鍵的戰略位置，成為多方勢力競逐的舞台。除了葡萄牙人留下「福爾摩沙」之名，荷蘭人與西班牙人更分別在台灣的南部與北部建立貿易據點與堡壘，彼此對峙，爭奪與中國、日本的貿易利益。
這是台灣在全球化歷史中的「登場秀」。它讓台灣從一個孤懸海外的島嶼，變成了世界貿易網絡中的一個重要節點。這段歷史證明了台灣的命運從一開始就深受世界格局的影響，其多元文化的底蘊，也在此時奠定了最早的基礎。
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為標榜其民主正當性，自1950年起便開始實施縣市長、鄉鎮長及民意代表的直接選舉。但在中央層級，則依然透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進行威權統治。
地方自治在威權時代，扮演了極為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它是國民黨對外宣傳「自由中國」的櫥窗；但另一方面，它也意外地為非國民黨籍的台灣在地菁英，提供了一個唯一的、合法的參政管道。幾十年下來，它不僅成為「黨外運動」的搖籃，也培養了盤根錯節的地方派系，深刻地影響了台灣的政治生態至今。
為因應龐大貿易順差帶來的壓力與世界潮流，台灣政府在此時期推動了一系列金融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利率自由化、匯率市場化、開放民營銀行設立（1991年）、放寬外資進入股市等，旨在打破過往由公營行庫壟斷的僵固體系。
這是台灣經濟從「政府主導」邁向「市場驅動」的關鍵一步。它為台灣的金融業注入了活水與競爭，但也因為監管未能及時跟上，導致了部分新銀行與企業集團之間不當的利益輸送，引發「金融本土化」的爭議，並間接造成90年代末期的金融風暴。
一場席捲亞洲、由泰銖崩盤引發的金融危機。鄰近的南韓、泰國、印尼等國受創慘重，但台灣因擁有高額外匯存底、健全的產業基礎與較低的民間外債，雖然也受波及，但衝擊相對輕微，被國際譽為「亞洲的模範生」。
台灣安全度過此次風暴，是對其過去數十年經濟發展成果的一次重大壓力測試。雖然守住了外部衝擊，但風暴仍刺破了國內部分企業過度槓桿與本土金融機構的呆帳問題，引發了後續一連串的企業倒閉與金融整併。此事件讓台灣體認到，穩健的財政體質是應對全球風險的根本。
在第三次台海危機後，由時任總統李登輝所提出，旨在規範並減緩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的政策。主要內容為限制高科技、基礎建設及單一項目超過五千萬美元的大型投資。其核心精神是避免台灣的經濟命脈過度依賴中國大陸，而危及國家安全。
這是台灣政府首次以「國家安全」為由，對兩岸經貿交流進行踩剎車。它象徵著台灣在「西進」的熱潮中，開始進行風險控管，並引發了產業界「追求商機」與政府「確保安全」之間的長期路線辯論，深刻地影響了此後二十年的兩岸政策走向。
由政府主導，鼓勵台商將投資與貿易重心，從過度集中的中國大陸，轉向東南亞及南亞各國的政策。最早由李登輝總統在90年代提出，2016年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升級為「新南向政策」，將合作範圍從經貿擴大到文化、教育、觀光等「以人為本」的多元交流。
南向政策是台灣最重要的國家級「風險分散」策略。其根本目的在於降低對中國單一市場的依賴，並在亞太地區建立更廣泛、更深厚的朋友圈。它不僅是經濟戰略，更是台灣試圖突破外交困境、強化區域連結、鞏固自身主體性的關鍵國策。
作為「十大建設」的核心項目之一，台灣鐵路管理局將西部縱貫線鐵路全面升級為電氣化鐵路。工程歷時五年，北起基隆，南至高雄，全長近400公里。從此，台灣的鐵路運輸由傳統的柴油火車，進入了電力時代。
鐵路電氣化是台灣交通運輸史上的一次革命。它大幅提升了火車的行車速度、載客量與準點率，縮短了南北的時空距離，為80年代蓬勃發展的經濟活動，提供了強大可靠的動脈。這是台灣陸路運輸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連接台北與宜蘭的雪山隧道，是台灣最長的公路隧道（12.9公里），也是北宜高速公路的關鍵工程。因其穿越極為困難的斷層地質，歷時長達15年才完工，是台灣工程史上的一大壯舉。
雪山隧道徹底翻轉了宜蘭的命運，將台北到宜蘭的車程從兩小時縮短至四十分鐘，打破了宜蘭長久以來被地理所隔絕的「後山」宿命。它帶來了巨大的觀光與不動產熱潮，但也同時引發了交通擁堵、物價上漲與環保等新的挑戰，是區域發展的經典案例。
引進日本新幹線技術的台灣高速鐵路正式通車營運。它以最高時速300公里，將台灣南北兩大都市（台北、高雄）的交通時間，縮短至90分鐘，實現了台灣西半部的「一日生活圈」。
高鐵不僅是一項交通建設，它更徹底改變了台灣人的時間、空間與生活觀念。它促進了商務、觀光與文化交流的便捷化，也對傳統的台鐵、國內航線等運輸業帶來了巨大的衝擊與挑戰，是台灣邁入「高速」時代的象徵。
在921大地震造成慘重傷亡後，政府與民間投入了漫長而艱鉅的重建工作。更重要的是，此次經驗促成了《災害防救法》的誕生，建立了完整的防災體系。為記取教訓，政府明訂每年9月21日為「國家防災日」。
此事件的意義在於，台灣社會如何從巨大的創傷中學習並成長。災後重建的過程，凝聚了社群意識與公民社會的力量。而「國家防災日」的設立，更是將慘痛的歷史記憶，轉化為制度性的、全民的防災教育與演練，體現了一個社會面對天災的韌性與反思。
龍門核能發電廠（核四）的興建計畫，是台灣數十年來最持久、也最分裂的公共政策爭議。它歷經數次停建、續建，最終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後，引爆全台大規模反核運動，並於2014年封存。此爭議也與「2025非核家園」的能源轉型目標緊密相連。
核四爭議是台灣能源政策、環保運動與政黨對立的縮影。它集中體現了社會在「核能安全」與「經濟發展（穩定供電）」兩種價值之間的長期拉鋸與衝突。此議題不僅高度政治化，更直接關係到台灣未來的能源安全與產業發展，至今仍是台灣社會爭論不休的核心課題。
一場主張將國家及國營事業的名稱，從含有「中華」(China) 的字眼，改為以「台灣」(Taiwan) 為名的社會運動。涵蓋範圍極廣，從護照封面加註 TAIWAN、將「中華郵政」改為「台灣郵政」，到推動以「台灣」名義參與國際組織與賽事等。
「正名運動」是台灣本土意識高漲後，在國家符號層次最直接的展現。它反映了台灣人希望在國際上與「中國」做出明確區隔、避免混淆的強烈願望。這場運動觸及了最敏感的統獨神經，支持者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正名」，反對者則認為是挑釁的「去中國化」，是觀察台灣認同政治的絕佳窗口。
隨著民主化，台灣的教育內容開始轉變。1997年，國中首次引入《認識臺灣》系列教科書，系統性地介紹台灣的歷史、地理與社會。這象徵著教育方針從過去的「大中國史觀」，轉向更關注台灣本土的「在地化」視角。
這是一場影響深遠的「記憶革命」。它讓解嚴後的新生代，能從小就認識自己腳下的土地，建立起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觀與認同感。雖然圍繞教科書內容的「課綱爭議」至今不休，但鄉土教育的推行，無疑是形塑當代台灣人本土意識最根本的工程。
由原住民菁英與社運人士發起，旨在爭取身份認同與尊嚴的社會運動。其核心訴求是將官方文書中帶有歧視意味的「山胞」（山地同胞）一詞，正名為「原住民」，以彰顯其為台灣「原來的主人」。在多年的努力下，此訴求於1994年成功寫入憲法。
「正名」是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的起點與基石。「名正」才能「言順」，有了正確的稱謂，才能進一步爭取土地、語言、文化等實質權利。這場運動的成功，是台灣從單一族群思維，邁向多元文化社會的關鍵一步，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
為興建台北捷運新莊機廠，政府計畫拆遷被指定為古蹟的漢生病（痲瘋病）療養院「樂生療養院」。此舉引發了院內年邁的院民、青年學生與公民團體的長期抗爭，他們主張樂生不僅是文化古蹟，更是人權與醫療史的重要見證。
樂生運動是台灣公民社會在「文化保存」與「弱勢人權」議題上的里程碑。它引發了社會對於「何謂發展？」、「進步是否凌駕一切？」的深刻辯論。雖然抗爭未能完全成功，但它喚起了整個世代對於歷史記憶、空間正義與邊緣群體權益的關注。
在「教育改革」的呼聲下，實施了近半世紀、被視為「一試定終身」的大學聯合招生考試（聯考）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入學方案」，包括「學科能力測驗」（學測）與「指定科目考試」（指考）等多次考試與申請入學等途徑。
廢除聯考是台灣教育史上的一次巨變。其初衷是為了擺脫升學主義的枷鎖，讓學生能「多元發展」。然而，新的制度是否真的減輕了學生負擔、促進了教育公平，至今仍是社會激烈爭辯的議題。它深刻地影響了所有家庭，是理解當代教育焦慮的關鍵。
苗栗縣大埔鄉因「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的開發計畫，有多戶民宅與農田被政府強制徵收。其中，張藥房等拒遷戶，在縣政府的突襲下遭強制拆除，引發全國性的社會運動，並喊出「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的口號。
大埔事件已成為台灣「土地正義」運動的代名詞。它血淋淋地揭示了現行土地徵收條例中，個人財產權在面對國家與財團開發利益時的脆弱性。事件引發了社會對浮濫徵收、程序正義的強烈質疑，並直接促成了後續相關法律的修訂。
在《有線電視法》通過以前，台灣民間早已存在著大量未經許可、俗稱「第四台」的社區共同天線系統。1993年的立法，是將這些「地下」的第四台「就地合法」，並開放新系統的設立。此舉打破了過去只有台視、中視、華視三家無線電視台壟斷的局面。
這是一場影響深遠的「媒體解嚴」。有線電視的開放，帶來了新聞頻道的24小時播送、政論節目的百花齊放，以及大量外國頻道的引進。它徹底改變了台灣人接收資訊的習慣與視野，讓過去由官方掌控的媒體話語權，瞬間被稀釋，極大促進了輿論的多元與民主化。
中華民國海軍每年都會編組一支由數艘軍艦組成的「敦睦遠航訓練支隊」。其任務有二：一是提供海軍官校應屆畢業生遠航實習的機會；二則是代表國家，航行至全球各友邦國家進行親善訪問。
在台灣外交處境艱難的國際現實下，「敦睦艦隊」是極少數能以「國家海軍」名義，航行世界、並受他國官方歡迎的「移動國土」。它不僅是海軍訓練的成果展現，更是一種重要的「軍事外交」手段，在維繫邦誼、宣示主權存在感上，扮演著不可替代的特殊角色。
計畫在彰化濁水溪口濕地興建的「國光石化」，是一個投資額高達數千億的重大經濟開發案。但它引發了環保團體、學界、藝文界與在地居民的強烈反對，認為將嚴重破壞珍貴的濕地生態，並危害白海豚的生存。
2011年，時任總統馬英九宣布停建國光石化，這被視為台灣環保運動史上最重大的勝利之一。它標誌著「環境永續」的價值，首次能夠壓倒一個由政府背書的、以「經濟發展」為名的巨型開發案。此事件為台灣的環保與經濟政策，立下了一個新的權衡標竿。
由台塑集團在雲林麥寮，以填海造陸方式興建的「第六套輕油裂解廠」（六輕），是台灣規模最大的單一投資案，也是世界頂尖的石化工業園區。它創造了巨大的產值，但也長期伴隨著嚴重的環境汙染與工安事故爭議。
「六輕」是台灣經濟發展模式的縮影與極致展現，代表了追求成長的巨大能量。但它也成為台灣「發展 vs 環境」此一核心矛盾最尖銳的場域。六輕所引發的環境與健康風險爭議，深刻地影響了雲林沿海居民，並持續引發抗爭，是探討台灣工業化代價的必修課。
莫拉克颱風（八八風災）為台灣中南部山區帶來破紀錄的超大豪雨，引發了大規模的洪災與土石流。其中，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在獻肚山的崩塌中慘遭滅村，近五百人罹難，是本次風災中最慘烈的悲劇。風災總計造成近700人死亡或失蹤。
八八風災是台灣近代最嚴重的水患，它殘酷地暴露了政府從預警、應變到救災系統的全面失靈，引發巨大民怨，並重創了當時的馬英九政府。此災難也讓台灣社會開始深刻反思，在全球氣候變遷的挑戰下，過往的山區土地利用與水土保持政策，已到了必須徹底檢討的時刻。
「蘇花公路改善計畫」（簡稱蘇花改）是為了改善台灣東部這條唯一、卻又頻繁因天災中斷的公路。計畫以新建橋樑與多座長隧道的「截彎取直」方式，繞過最危險的路段。此工程歷時近十年，最終於2020年全線通車。
「給我們一條安全回家的路」是花東居民數十年來的吶喊。蘇花改的興建，是「交通安全」、「區域發展」與「環境保護」三種價值之間長期角力與妥協的結果。它的通車，不僅是台灣工程技術的展現，更深刻地影響了東台灣的觀光生態與居民生活。
根據《離島建設條例》，澎湖縣居民曾兩度舉行地方性公民投票，以決定是否同意在澎湖開放設立觀光賭場。支持方認為能創造就業、帶動經濟；反對方則擔憂將破壞環境、敗壞社會風氣。
澎湖博弈公投是台灣公民直接民主實踐的標誌性案例。兩次公投的結果，都是反對票多於同意票，否決了賭場的設立。這顯示了地方居民在面對巨大的經濟誘因時，仍選擇了保留在地的自然與人文價值，是公民力量戰勝開發主義的體現。
全民健保自開辦以來，因人口老化、醫療科技進步等因素，支出成長遠高於收入，導致財務缺口頻頻出現。為維持健保的永續經營，歷任政府幾乎每隔數年就必須面對是否「調漲保費」的艱難課題，而每次調整都引發社會的激烈辯論。
健保費率爭議，是台灣社會福利制度中最核心的矛盾。它直接關係到每個人的荷包，也牽動著世代、階級之間的公平性議題。如何在「財務永續」、「民眾負擔」與「醫療品質」之間取得平衡，已成為考驗每一個執政黨智慧與勇氣的週期性難題。
《勞動基準法》（簡稱勞基法）是保障台灣勞工基本權益最重要的法律。其中，蔡英文政府時期推動的「一例一休」週休二日修法，因其複雜的規定與倉促的修訂，引發了勞方、資方與社會輿論的巨大反彈與長期混亂。
勞基法的每次修訂，都是台灣勞資關係角力的具體展現。「一例一休」的爭議，則暴露了政府試圖在「保障勞工」與「給予企業彈性」之間求取平衡的兩難，最終卻落得兩面不討好的困境。它深刻地影響了全台所有受薪階級，是近年來最具代表性的勞動政策爭議。
為解決國內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台灣自90年代起，開始從東南亞各國引進外籍移工，投入營造業、製造業、漁業以及家庭看護等領域。如今，在台移工已超過七十萬人，成為台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移工撐起了台灣許多重要的產業，也分擔了無數家庭的長照壓力。然而，他們同時也面臨著仲介剝削、勞動條件不佳、社會歧視與人權保障不足等問題。如何對待這群「最熟悉的陌生人」，不僅考驗著台灣的勞動法規，更直接反映了台灣社會的文明與人權高度。
指台灣社會圍繞著高級中學歷史、語文、社會等學科的「課程綱要」所爆發的數次大規模政治與社會爭議。爭論的核心，永遠在於應採用「台灣主體性」史觀，還是「大中國」史觀來教育下一代，例如2015年引發學生佔領教育部的「反黑箱課綱運動」。
「課綱」是台灣社會「國族認同」之爭的終極戰場。爭議的本質，並非單純的學術辯論，而是「我們是誰？我們的國家是什麼？」的路線鬥爭。每一個用詞（如『日治』或『日據』、『接收』或『光復』）的選擇，都反映了背後深刻的意識形態對立，是理解台灣認同分裂最直接的切入點。
隨著台灣經濟發展，垃圾量暴增，傳統的掩埋場不堪負荷，引發了嚴重的「垃圾圍城」危機。政府為此推動「一縣市一焚化爐」政策，卻在各地引發了激烈的「鄰避效應」(NIMBY) 抗爭。最終，在興建焚化爐的同時，也推動了資源回收與垃圾不落地等配套政策。
這場「垃圾大戰」是台灣環境史的轉捩點。它迫使整個社會從「如何丟垃圾」進階到「如何處理垃圾」。最終的解決方案，讓台灣從昔日的「垃圾島」，一躍成為今日全球資源回收率的模範生。這是一場由危機催生出制度性進步的經典案例。
一部為促進澎湖、金門、馬祖、蘭嶼、綠島等離島地區發展而制定的專法。該法案提供專門預算，用於改善離島的交通、醫療、教育等基礎設施，並保存其特殊文化。其中最知名的條款，是賦予了離島地區舉辦「博弈公投」的法源。
此條例的通過，象徵著中央政府首次正視到離島地區在發展上的特殊困境與需求。對金門、馬祖而言，這是從「戰地」轉型為「觀光」的重要法律支持；對澎湖而言，則開啟了延續至今的博弈議題。它是國家資源如何針對不同區域進行「差別對待」與「重點扶植」的代表性立法。
台灣爆發了大規模的豬隻口蹄疫（Foot-and-mouth disease）疫情。為控制疫情，全台撲殺了數百萬頭豬隻，造成養豬產業的毀滅性打擊。台灣也因此被國際列為疫區，過去每年出口產值達數百億的豬肉外銷，瞬間歸零。
口蹄疫是台灣農業史上最慘痛的一場災難。它不僅重創了農村經濟，更讓台灣花了長達23年的時間，才從疫區成功除名。這場瘟疫的教訓極為深刻，它讓台灣的農畜牧業開始真正重視「生物安全」與「疾病防治」的現代化管理，是一場代價高昂的震撼教育。
由政府召集，廣邀文化界、學界、產業界與民間人士，共同商討國家未來文化發展總體方向的會議。每一次的會議，都會針對當時的社會氛圍與文化課題，進行盤點與辯論，並形成政策建議。
「全國文化會議」是台灣文化政策的「定期體檢」與「路線辯論」。從會議主題的演變（從『文化重建』到『社區營造』再到『文化治理』），可以看出台灣社會對於「文化」的想像，如何從單純的藝術，擴展到包含生活、產業、認同等更廣闊的層面。它是理解台灣文化政策演進的重要指標。
由吳清友先生創辦的誠品書店，從一間專營藝術與人文的書店，逐步發展為結合閱讀、商場、藝文展演的複合式文化場域。其中，1999年於台北敦南店首創的「24小時不打烊」經營模式，更成為其最獨特的標誌。
誠品不僅是一間書店，它更是一種文化現象與生活風格的代名詞。它根本地改變了台灣的書店樣貌，並為城市提供了一個充滿人文氣息的公共空間。尤其24小時書店的存在，讓台北被國際媒體譽為擁有「文化夜生活」的城市，是台灣精緻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象徵。
在日治時期，由林獻堂、蔣渭水等台灣仕紳與知識份子所領導的非暴力政治運動。在長達14年的時間裡，他們前後共15次，向日本東京的帝國議會提出請願，要求在台灣設立一個能代表台灣民意的議會，以爭取台人的參政權。
這是台灣人首次以「現代政治」的方式，向殖民母國爭取自治權利的長期運動。雖然請願最終未能成功，但其過程本身，已成功地凝聚了台灣人的政治意識，並向日本與世界展現了台灣人追求自治的決心。它是台灣民主運動史上，和平、理性路線的濫觴。
戰後初期，台灣經濟百廢待舉，外匯極度短缺。政府為此採取「進口替代」政策，透過提高關稅、限制進口等方式，扶植國內的輕工業（如紡織、食品加工），以生產本土商品來「替代」過去需要花錢進口的舶來品。
這是台灣戰後工業化的第一步。它成功地在美援的支持下，培養了台灣本土的第一代工業資本家，滿足了島內的基本民生需求，並為國家賺取了寶貴的初始外匯。雖然這個以國內市場為主的模式很快飽和，但它為下一階段的「出口導向」政策，儲備了必要的技術與能量。
在50年代「進口替代」的基礎上，政府轉向更積極的「出口導向」政策。透過設立加工出口區、給予出口產業租稅優惠、維持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等方式，全力鼓勵國內廠商生產商品，外銷至以美國為主的全球市場。
這是創造「台灣經濟奇蹟」最核心的引擎。藉由成功地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台灣經濟迎來了長達數十年的高速增長。這個政策不僅徹底改變了台灣的產業結構，更讓「台灣製造」（Made in Taiwan）的產品，深入全球無數家庭，是台灣經濟起飛的關鍵。
為因應民主化與終止動員戡亂的需求，台灣在15年間，前後進行了七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修訂。內容極為關鍵，包含賦予總統直選的法源、凍結台灣省政府與國民大會、確立中央政府的權力架構等。
修憲是將一部為「統治全中國」設計的憲法，「在地化」、「民主化」以適用於台灣的法律工程。每一次的修憲，都是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圍繞國家體制與權力分配的激烈政治博弈。這個過程，雖然充滿爭議，卻是台灣能從威權體制，和平過渡到穩健民主政體的根本法律保障。
台鐵6432次普悠瑪自強號列車，在行經宜蘭新馬車站時，因超速過彎而出軌翻覆，造成18人死亡、215人輕重傷。調查指向列車超速、自動防護系統（ATP）被關閉，以及台鐵長期的系統性管理與維修問題。
這是繼2021年太魯閣號事故前，台鐵最嚴重的事故。它血淋淋地揭開了百年老店「台鐵」長久以來組織文化僵化、安全管理鬆散、人力物力不足的結構性弊病。此事件引發了社會對台鐵進行徹底改革的強烈呼聲，至今仍是台灣交通安全領域最沉重的課題。
在新北市八仙水上樂園舉辦的「彩色派對」中，主辦單位噴灑的彩色玉米澱粉末，被舞台燈光引燃，引發「粉塵爆炸」。瞬間的火海，造成15人死亡，近500人受到程度不一的燒燙傷，是台灣史上最嚴重的燒燙傷災難。
此事件凸顯了台灣對於大型公開活動的安全管理，存在著巨大的法律與執行漏洞。它不僅讓全台的醫療燒燙傷系統承受了史無前例的考驗，更直接促使政府對公共活動的安全規範，進行了全面的檢討與修訂，是一場代價慘痛的公安教育。
《懲治叛亂條例》是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用以整肅異己、進行政治審判最主要的法律工具，其效力遠大於普通刑法。隨著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立法院正式廢除此一條例，將相關罪刑回歸普通刑法處理。
如果說廢除刑法100條是拔掉了思想罪的獠牙，那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就是拆毀了整個白色恐怖的法律支柱。它象徵著軍事審判、特務機關任意指控人民為「叛亂犯」的時代正式終結，是台灣回歸正常法治國家，保障人身與言論自由的關鍵一步。
透過修憲，政府將「台灣省政府」的組織與功能大幅精簡、虛級化，不再舉行省長與省議員的選舉，此舉俗稱「凍省」。其目的是為了解決中央政府與台灣省政府之間，管轄範圍幾乎完全重疊所造成的行政效率不彰與權責混亂問題。
「凍省」是台灣政府行政架構的一次大手術。它不僅是為了提升行政效率，更重要的是，它移除了「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底下還有一個「台灣省政府」的疊床架屋結構。此舉在實質上，讓國家體制更符合「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的政治現實，是國家定位與政府改造的重要一步。
在歷經十多年的倡議與立法後，屬於全民、獨立經營、不受政治與商業干預的「公共電視台」正式開播。其宗旨在於提供優質、多元、具教育性的節目，以彌補商業電視台的不足。
公視的誕生，是台灣媒體改革運動的重要里程碑。在一個充斥著腥羶色與商業置入的媒體環境中，公視堅持製作高品質的戲劇、紀錄片、兒童節目與深度新聞報導，成為台灣影視音產業的標竿與良心。它代表了一個成熟民主社會，對優質公共領域的堅持與投資。